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制之举

普通的货物产品入境只需履行通关手续、缴纳关税即可，而首次入境的这些生物产品等则需经安全审查后方可批准。

人大能否在立法过程中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歧，是人大协调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这是合宪性审查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但是规则与实践的落差、选举的生态环境欠佳仍然是必须正视的问题。[56]参见宋方青、王翔：论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功能与优化,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7页。立法的协调能力具体表现为统筹布局的能力、整合分歧的能力以及凝聚共识的能力。健全人大立法体制和机制要特别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1.处理好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坚持党对立法的领导是具有宪法依据的。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立法能力 。

权力到底在哪？如何控制权力？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在现实中，任何宪法文件都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保障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 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51条）也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8] 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实质主义, 参见金自宁：《大学自主权：国家行政还是社团自治》, 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与此相对应，将该款内容具体化的校规，也应该归入介入性校规的范围之内。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此后的【例5】何小强案判决，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其是【例3】一元规范结构论延长线上的一个事例，或者说其再次强调了这种判断模式。

[10] 这种形式主义的判断方法也影响着学界。在学位授予方面，【例3】明显地表现出了自【例1】以来对校规与法规范之间关系的不同定位，其将【例1】中对行政职权边界的审查，即严格区分属于高校自主领域的事项与国家行政权介入的事项的边界，转为将高校自主领域的事项纳入到行政权的范围之内。

判决明确提出了上位法的概念。1992年，我国在《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是由国家教委直接管理的教育实体，具有法人地位。这样，不违反的要求使得校规成为存在于行政职权内部，具有合法性的条件。二、判例的发展 就高校校规属性的确定问题，上述成文法律规定和判例只是提供了一个考察的起点，之后在一些重大的判例中，司法判断则表现了不同的走向。

[12]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汇编, 2010-2014年分别出版了四卷, 共公布160个案件。与【例1】相比较，【例7】仅仅强调了结论，既没有显示适用的理由和具体对应条款，所以无法清晰表现推导出作为结论高校有代表国家……的职责的逻辑过程。这些政策性文件都表示了高校体制改革的明确方向，即确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9] 2.介入性校规的出现 在如何判断是否是授权的事项方面，法院的判断方法又回到了形式主义的路径上，在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标准中，授权的确定，是基于相关法条的文字表述中存在着国家实行经国家批准由国务院授权这些明确的文字表述。

2.模糊的论证基础 在行政权与校规的关系方面，【例7】表述的理由也是极为简短： 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有权制定校纪、校规，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但是其制定的校纪、校规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与对校规进行定位的起点判例，田永案判决所展现出的，是与上述成文法不同的新的校规类别。

另外，考试是对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评价，天津师范大学及其所属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褚玥存在考试作弊情况，结合授予学士学位的相关规定，认定褚玥不具备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并作出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决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作者简介：朱芒，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此，判决采用的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标准中，法律赋予便是指这些制定法上明确的文字规定，高校在从事这些法定的活动时，其身份属于行政机关或者行政主体。高校的自治事项不得干预国家行政职权范围中的事务，自主性校规也因此不得进入法规范管辖的领域。但是，根据这一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学术自治概念，一方面自然可以将相关的校规归入自主性校规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由于该判决将该项要件设置定位为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教学自主权，自行对其所培养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细化。因此，着眼于两个判决整体关系而言，根据【例8】所表述的内容以及所列法条等事项，只能理解为该指导性案例是【例7】所表达的规范性内容的延伸，其意味着通过协议的方式，高校在这方面的行政权可以扩展至其他高校的学生，包括民办高校。与【例5】中相同的部分比较，该指导性案例删除了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是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的定位，没有直接将此归入行政权的构成部分范围内，而是突出了其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除了【例6】中的开除学籍决定之外，在其他刊登司法案例之处，可以不断查阅到高校的其他行为也因同样的原理纳入行政权领域的判决，如取消研究生入学资格决定[23]、博士研究生录取行为[24]、撤销博士学位决定[25]以及不予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决定[26]等等，目前也归入了行政权的范围之内。

从上述判决内容可以看出，【例6】将介入性校规可制定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了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要件的范围之内，而自主性校规的事项，则不能进入介入性校规的范围之内予以解释，即法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5项）内容具体化的校规（《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53条第5项和《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属于介入性校规，而针对课程考核的规定，应该属于自主性校规，后者不能替代或进入前者的范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判决书就大学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表现出两个递进的判断方法： 其一，判决采用了实质主义的判断方法，即某组织的活动是否属于行政职权属性，其行使者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并不从形式上进行判断，只要实质上所行使的是行政职权，相应诉讼就可以适用行政诉讼。

（二）关键的变化：不违反法规范要求与一元规范结构论的走向 1.沿袭与差异的出现 【例2】褚玥案判决所采用的前提也同【例1】一样，依据《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认为通过法规范授权的方式，高校作出的授予学士学位证书的行为属于行政职权。由此，该判决所指出的校规与法规范之间不相抵触的关系，便成为在法规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授权（法规范根据）范围之内的自由，即被授予的要件设定方面的自由。

[4] 就法人制度而言，在我国当前的实定法体系中，对法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规定的内容，只存在《民法通则》第3章以及《民法总则》第3章。而这样的文意则将全部的校规都纳入了法规范的下位阶，在不区分所根据的是自主权保障条款还是行政权行使条款的前提下，就为【例3】武华玉案判决提出的一元校规体系论提供了合法存在空间。

尽管由于成文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改，导致【例1】中被认为不应属于介入性校规的内容在【例6】中则进入了作为该类校规根据的法规范之中。（二）二元规范结构论的再现 扩张行政权的【例3】之后，一元规范结构论并没有成为唯一的司法判断类型。[9] 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 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第208页。[18] 《学位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是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规范性文件。

这导致了如【例6】显示的那样，相应的成文法（如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被行政权修改，通过立法方式增加行政权内容，将原本属于自主性校规的内容变更为介入性校规。从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出发，既可以延续起点判例【例1】呈现的判断方法，即自主性校规不能侵入介入性校规领域的二元规范结构论，同时也可承接自【例3】开始出现的将自主性校规置于介入性校规之中，作为法规范授权的裁量领域理解的一元规范结构论。

这里，该判决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设置为学士学位要件定位为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的事项，就与【例3】具有了一致性，即高校在这方面的自主性，是行政权裁量之内设置行为要件的自由。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第273页。

有解释认为该条给付判决中已经纳入了原告的给付请求完全符合给付内容, 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明确在判决中规定给付内容的情况。有关争议参见税兵：《民办学校合理回报之争的私法破解》, 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

在授予学位的行政权与校规之间的关系方面，一审判决认为： 天津师范大学在其制定的《天津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13条中规定的不予授予学士学位的情况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关于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原则性情况。在【例8】中，针对校规是否有权设置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为学士学位要件的问题，该指导性案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而且，由于相关判决没有建立起准确分辨两者之间边界的规范性标准和方法，因此，这种行政权的扩张可以蔓延覆盖至高校整体，从而在事, 实上去除高校的法人属性。[28] 然而，通过对上述判例的分析可以看到，司法判断的指向，则与此改革方向及已确立的高校法人地位相背离。

该案件中原告请求审查的，也是高校不授予学士学位证书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但争点之一在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在其校规《华中科技大学授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中第3条第3项规定的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授予学士学位的要件是否合法。具体而言，【例3】要求作为介入性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25条第4项规定对‘考试舞弊作伪者、课题研究弄虚作假者不得授予硕士学位的内容，不违反所根据的《学位条例》第2、5条等法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2012年7月发布的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判决，即【例6】[21]，则再现了【例1】建立的二元规范结构论。换言之，依据教育自治权所设置的校规，即自主性校规其合法性要求并不是执行法规范内容的根据，而是在法规范之外的领域，通过不违背法规范的方式获得合法性。

故，在此层面上，判决的判断方法是寻找是否存在行政权被法律、法规授权于这些形式上的非行政机关（组织）。[11] 如吴建敏诉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要求报销培训学费案,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2卷） 第41号案例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补贴培训学费的行为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第5-10页。